“复调”写作的提法不尽相同。比如，巴赫金关于老陀小说的“复调”结构的提法，与鄙人借用此术语而妄议乔伊斯之“复调”实殊。前者牵涉到作者与角色的对等关系；后者只是注重文体的多元化问题。《尤利西斯》中的文体不尽相同，是尽人皆知之事。那个时期的同代人如T·S·艾略特之《荒原》，E·庞德之《诗章》，也多做多元文体之试验。这种写作蔚然成习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文学史的发展，到了某个阶段，遂有集其大成的表现欲，所以从数量的关怀，到质量的突破，适逢其临界点。上述特征之作品也就应运而生。这件事给作者留下很多印象和感想。不满足“新闻”式的反射论，是前述作家们的基本出发点。一本书、一首诗里，兼有雅俗新旧、世俗宗教、叙述诗化、文学新闻之语体，本是一种“增加”效应——为以后的罗兰·巴特特别欣赏。当然，以当代人的位置，到罗马皇帝古德良的口吻，极尽古典皇家帝王威权之语势，也是一种“看不见”的“复调”，比如尤瑟纳尔所撰《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》。读之确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概！
也许，这种多元化，说明了文学界的一个反思过程。人们、尤其是现代派中心，想以全景式多叠加语体囊括古往今来的喜怒哀乐，本身是有其大冷静的。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创作，大多是“冷抒情”、“冷意识”的结果，其情绪化能量之大几无以复加，全部地投入多少个世纪和领域的各个角色，也就是全部地冷眼而观，使时间全部靠拢到“现在”。以至纳博科夫说，“我不信仰时间”。其实，依鄙见愚度，这种乞望留住历史的眼光，这种乞望收拢未来的品味，是多少有一点虚妄的。都柏林的24小时，是平凡的；不会像乔伊斯的小说中那样如此浩瀚，漫无边际。于是，人们就回到了通常的时间感受中来；每每各色人等，只好择《尤利西斯》的多元语体中的一种，过他／她的生活。之所以会产生突跃，后又回归起点的事，是因为文学的时间观正在衰落。近有一友发表过这样的观点，生活场景倏忽即逝，语体之转变使人无以把握……云云，此话也对，也不对。如若信仰文学的时间，这种转变是容易把握的；如若不信仰生活的时间，这种转变也是容易把握的；只有当你违反生活的时间，才能进入文学。所造空间当然也为之一变，这是鄙读多元文体作品的浅受。
再有，当“五·四”以后，白话与文言发生大战时，实际上一直是战中有和，和中有战。只是没有人明确地像T·S·艾略特等人那样，在作品与观念中对其实现衷和，以“修正主义”方式使“变种”四射其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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